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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视造假就像国足黑哨,主创人员走进大连理工

日期:2019-11-02编辑作者:出国/留学

天健网消息 (郭喜财 王路瑶 记者金东姝)28日,电视剧《闯关东》的制片人朱利祁及编剧高满堂、孙建业一行三人作客大连理工大学。与伦理学、思想政治教育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个专业的研究生共同探讨以《闯关东》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中体现的伦理思想及其教育价值。

由高满堂编剧、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《最后一张签证》将于2017年1月1日登陆北京卫视。该剧讲述了二战时期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鲁怀山、签证官普济州无私帮助犹太人逃亡的历史故事。从《家有九凤》《闯关东》《大河儿女》到《钢铁年代》《老农民》,高满堂的作品大多聚焦国内重大历史题材,而涉足二战这种国际题材还属首次。谈到编剧,高满堂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愤慨,他坦言现在影视娱乐化可谓是“登峰造极”,使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失去了真实的判断。他认为有必要把真实历史告诉后人,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尊重不能娱乐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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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谈新剧

《闯关东》主创人员走进大连理工大学

为创作剧本三赴布拉格

《闯关东》受到不同年龄及各个阶层的关注。编剧高满堂、孙建业选择齐鲁大地、孔孟之乡为背景,以其自身的经历及山东老一辈人的故事为原型,将朱家的传奇构建于民国初年的历史环境下,将中华民族的正义与浩然之气展现的淋漓尽致。 一位同学表示,“我爷爷是闯关东的后裔,性格与主人公朱开山相似。他的精神受人敬仰,他的形象具有现实意义。” 对于《闯关东》的伦理价值,编剧高满堂认为,我们的民族需要精神,需要闯劲,娱乐至上终将导致娱乐至死。我们需要在作品中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,继承“闯关东”的精神,将勇于拼搏、勇于奋斗及顽强的生命力应用于现代社会发展中,不断求新、求变、求发展。力求打造高品质作品,引领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,在休闲娱乐中,净化人们心灵。

在高满堂看来,现在电视剧情节同质化严重的原因,就是编剧们“闭门造车”的结果。高满堂认为,自己创作的秘籍就是深入生活去采访,“每写一部戏,我都要去一线进行深入采访。作品要上去,作家要下去。”高满堂表示,他在写《闯关东》的时候就曾有过丰富的采访经历,遗憾的是当年闯关东的老人们都不在了,所以只能采访他们的后代,进行艺术上的沟通。

为了更好地了解二战的历史,高满堂在创作期间先后三次远赴布拉格,亲自探访犹太人生活过的地方,比如集中营、大使馆、犹太人纪念馆、博物馆等,目的就是进行实地采访,了解当地生活,“电脑上的资料是没有感情的,只是方块铅字,而当你看到犹太人成千上万的公墓、十字架,看到远处黑白门的监狱、集中营以及当年焚烧用的大烟囱,才能真正感受那份寂静。当我踏上那片土地,我觉得我的每根汗毛都能立起来,那种感觉特别恐怖。我就是到了那里才提炼出这部剧最核心的一句话:我无限崇拜生命。这是看资料提炼不出来的。”

除了创作前期的实地考察、采访之外,《最后一张签证》还采用了全真实的场景拍摄,高满堂说:“我们这部戏99%的场景都是在国外拍摄,并且没有一个是搭建的场景,全都是真实的场景。”

◇谈创作

钟情重大历史事件

不论是传递中国文化的《大河儿女》,还是聚焦农村生活的《老农民》,抑或是展现山东人背井离乡的《闯关东》,高满堂以往的诸多经典作品,不难看出,他尤其喜欢重大历史题材。高满堂说:“我的创作基本会选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,比如《闯关东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,《温州一家人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通过做生意走向国际化,而《最后一张签证》则取材于78年前的二战。”

除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,《最后一张签证》在剧情上也颇具传奇性,高满堂说:“有人会说传奇性就是狗血,比如外交官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等桥段,实际上这都是娱乐化的表达。民国时期的外交官是有纪律的,绝不能胡来,每走一步都要很慎重,否则很有可能被驱逐,造成国际影响。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拿捏好分寸,千万不能写得很狗血,把一个历史事件给糟蹋了。”

◇谈合作

与陈宝国四度合作

该剧是高满堂、陈宝国继《钢铁年代》《大河儿女》《老农民》之后的第四次合作,对此高满堂表示二人很有默契,“这个角色也非他莫属,副总领事身上的气质和气魄只有他能驾驭得了。我们俩在这点上很有默契,宝国老师看完剧本之后也说这是他特别想演的角色。”而在谈及两人的第四次合作时,高满堂则对陈宝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:“第一,他敬业,特别敬业。第二,他对我的作品的尊重,别人想改,不行,他坚决看好作品的完整性,他认同我的作品,这是他对剧作的尊重。第三,他对作品的理解很到位。第四,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。”

《最后一张签证》是中捷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视作品,成为捷克电视剧史上投资最高的影视剧。捷克政府也是全力配合影片拍摄,除了封闭街道,还封闭火车站支持拍摄。当地很多犹太组织自发免费参与拍摄,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。作为编剧的高满堂在回忆起这部国际化的大片时更是心潮澎湃,“《最后一张签证》是完全国际化的,其中包括一万多名来自波兰、奥地利、捷克、英国等地的群众演员,以及各个制作部门的国际化合作。”而让高满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布拉格电影制片厂的老枪械师,“他已经八十多岁了,我们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每一支枪,都是他一支一支擦好的。我当时跟他说想拍这个的时候,我发现他的眼里含着泪水,因为他的祖父就在集中营中失去了生命。”

◇谈行业

收视造假就像国足黑哨

对当下影视行业“IP盛行”“小鲜肉满屏”“收视为王”等乱象,高满堂有自己的看法。面对IP改编的争议,高满堂说:“撕来撕去,毫无意义,都是苟延残喘罢了。”面对高额的片酬,高满堂则吐槽“一部剧投资1个亿,小鲜肉占5000万,名气更大的演员占7000万,剩下3000万包括导演、制作等各项费用,我想这部剧的拍片质量真是不敢恭维。”在高满堂看来,改变现状的方式更重要的还需要市场调节,当观众、电视台对“小鲜肉”的热度降下来,片酬也就恢复正常了。

在采访过程中,高满堂用“娱乐至死”四个字来形容当下的影视剧行业,他说:“观众认识小鲜肉,却不了解历史。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历史剧、抗战剧,但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,随意扭曲历史事件,我很气愤。我们应该尊重历史,而这也是我创作《最后一张签证》这部剧最主要的目的。”

京华时报记者 赵楠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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